成功的代理或辯護就是通過律師的訴訟活動，在法定范圍內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實現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徑，就是律師成功地說服法官，從而使自己的代理或辯護意見被法院裁決所認可和吸收。簡單地說，律師要說服法官無非三點：

　　第一，“說什么”。律師要說得有道理，既要有證據，也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所支持，同時運用法學原理的論證很充分;

　　第二，“怎么說”。律師要尊重并善于以法官所習慣接受的方式，使其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的意見，幫助法官形成傾向于自己意見的內心確信;律師要懂得審判權力運行的“游戲規則”，熟悉權力運行體系與程序，知道如何尋求救濟途徑;

　　第三，“你是誰”。也就是一個律師的社會影響力，一個律師所擁有的社會資源。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律師的話語權及其說服力。

　　律師要有效地影響法官決策，不僅需要具備與法官溝通的能力，同時還必須深諳法官決策的機制和影響法官決策的各種因素。

　　從當前訴訟實務的角度而言，律師自身在影響法官決策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誤區：

　　1.對法官決策機制了解太少，直接妨礙律師影響力的發揮

　　由于對法官決策機制的不了解，有的律師對于如何讓法院采納自己的主張無所適從，對于如何向法官表達自己的意見不知所措，容易產生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內心茫然，不知所措。有的律師由于不知道法官對一個案件的態度是如何形成的，也不明白有哪些影響法官決策的因素，所以對于自己的訴訟主張法官會如何看待心中無數，對案件可能出現的訴訟結果缺乏明確的認識。所以，整修訴訟策略思路不明確，工作效果必然受影響。

　　第二，工作缺乏針對性，事倍功半。由于不了解法官決策的需要律師提供什么樣的資料付出什么樣的有效勞動，有的律師對于自己在訴訟活動中應該為法官提供些什么材料和意見拿不準，所以本著一種“油多不壞菜”的心態拼命將有關的無關的東西都堆砌在一起，做了許多無意義的工作，增加了訴訟成本。

　　第三，工作不到位。一是對法官內心確信形成過程不理解，所做的工作對于法官形成內心確信沒有多大幫助，所提供的證據驢唇不對馬嘴。二是對于影響法院裁判的機制不了解，在許多非決定性因素上浪費精力，做無用功。

　　第四，適得其反。有的律師由于不明白法官決策機制，容易在一些問題上無謂地與法官交流甚至理論，或是試圖以不符合法官決策機制的方式去影響裁判結果，這往往不僅于事無補，還很容易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

　　2.不能有效地為法官提供基本的訴訟素材

　　在訴訟活動中，律師提出自己的訴訟主張，通過提供相關的證據和法律，甚至是專業化的知識，進行符合法律精神和法律規定的邏輯證明之。雙方律師(或公訴人與律師)的不同意見及證據材料，為法官裁判提供著基本的素材。律師對相關法律問題的闡述，啟發著法官形成對案件的內心確信，某些專業問題上甚至可以說是律師在教育著法官。以美國為例，法官一般是“大路貨”，什么案件都審(當然也有專門審判某類案件的法官，但所占比例不高)，而訴訟則千奇百怪，涉及各種專業問題，這個時候律師的專業化意見對法官是一種充實和教育。律師與相關機關的交涉，影響著案件最終的裁判結果。

　　任何一個裁判都是矛盾著的訴訟雙方的斗爭,在法官的主持下，根據法律要求所達到的一種處理結果，都是法官對雙方當事人(通過律師)所提供的素材進行識別甄選并作出判斷的結果。但在實踐中，有的律師所提供的素材往往殘缺不全，證據缺乏針對性，論證缺乏邏輯性。這不僅不能有效地為法官提供基本的訴訟素材，也使當事人權利無法得以充分實現。

　　3.缺乏服務意識和訴訟技能，舉證、質證、論辯不到位

　　現代訴訟架構一般被形象地描述為等腰三角形結構。法官居中裁判，行使國家的審判權，平等對待和保護雙方當事人，居于等腰三角形的頂點。雙方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訴訟權利平等，構成了等腰三角形的兩腰。

　　民商事訴訟中，原則上要求當事人對自己的訴訟主張有舉證責任，同時針對雙方當事人地位是否均等的實際情況規定了若干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例如醫療糾紛、產品責任糾紛、勞動糾紛等訴訟中就規定了由現實中占強勢地位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這也是為了在訴訟中對雙方實際地位不平等的一種衡平與救濟。鑒于訴訟活動的高度專業性，單從舉證、質證及法律適用的技能和對本方觀點的闡明上，律師和非專業人士在法庭上的較量某種意義上是不公平也是不對等的。

　　由于對法官決策機制的不了解，服務意識缺失，片面地認為律師只是為當事人服務的，認識不到律師同時也是為法官和法院服務的，擺不正位置，舉證、質證、論辯不到位，往往會出現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對法官有種防范抵觸本能，缺乏合作與服務的觀念，容易把自己擺到法官的對立面。這樣對訴訟是有害的。

　　第二，在訴訟策略上無通盤考慮，工作缺乏針對性。如不能在立案、保全、舉證、質證、庭審等不同階段確立明確的目標并在與法官的接觸中實現之。

　　第三，在構建訴訟主張方面存在不足。對于可能實現的訴訟目標認識不清，或不能充分主張權利，或白白增加當事人訴訟成本。

　　第四，在舉證方面簡單，未能構建體系。

　　第五，在論點論證上缺乏法理根據的支撐。

　　第六，對法官思維和法官決策過程不了解，憑想當然決定訴訟對策。

　　第七，在法庭上無的放矢，作秀成分多于務實。

　　第八，抗辯功能發揮不足。

　　4.重“關系”，輕信關系在影響法官決策中的作用，甚至采取不正當手段“勾兌”，最終害人害己

　　通過訴訟，國家公權力得以介入公民的私權利領域，但這種介入理應是有限度的，理應是在尊重基本權利如民事意思自治的前提之下的。

　　國家權力介入公民私權利領域是有限度的，以訴訟方式解決公民私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公民與公民私權利之間的糾紛也必然是有其法律規則的，憲法和法律設定了我們解決矛盾的程序以及違反程序的法律后果。我們并不排除生活在人情社會中的法官，在其自由裁量幅度內，對“關系戶”的予以關照，但這樣做的前提一是在司法廉潔的情況下，二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關系是有用的，但絕對不是萬能的。為了保障司法公正，我們從司法獨立和司法廉潔上予以保障。“勾兌”法官，是司法腐敗。勾兌其他可以影響司法權的權力，既是腐敗，也影響著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現實生活中有的律師親自赤膊上陣，有的則指點當事人打點法官，其后果必然是害人害已。這樣的事例可謂枚不勝數，教訓已經夠慘痛的了。